最早的纸币出现在中国，为何现代货币不是在中国诞生？

1. 最早的纸币出现在中国，为何现代货币不是在中国诞生？

在回答这个之前 ，我必须声明一下，最早的纸币不是出现在中国的。出现在中国的宋代的“交子”算不上纸币，它只是一个凭证，最多只能算一个纸币的雏形。那些非要把它说成是纸币的人，无非是往脸上贴金。

纸币不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第一个是因为：古代的中国政府没信用。纸币是一种信用货币，与金银贵金属货币有不同。如果纸币没有信用做为担保，就一分也不值。在中国的古代特别是唐宋以来，贵重金属就非常缺乏，没有贵重金属做为支持的纸币，根本算不上纸币，最多只是政府的凭证，就像今天打的欠条。中国古代，就不存在政府的信用。中国古代的政府，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完全没有民间资本的制约，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这样的政府就可以赖账。沈万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政府没有信用，怎么可能有信用货币出现。

西方社会不同，英国皇室没有钱，就得找民间借款。这些找民间借款的票据就成了纸币的原型。中国皇帝没钱，只会加重税收。不会找民间借款，看到那个富商不顺眼，就抄家法办，财产灭收。

除了这个原因外，中国古代的金融都操控在政府手中，没有独立的金融。如果英国不是因为皇室向商人借钱，而把金融转交给商人，西方也不会有纸币。要有纸币，必须有担保，金融独立很重要。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不起来，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金融不独立。每当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个时期后，就会出现通货短缺的问题。像宋朝与明朝的江南地区。国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拼命的造钱，结果造得钱越造越假，先铜，再铁，再用坭土造钱。而且这些钱，都是由国家强制实行的命令使用的。这样的金融体系，是不可能存在公平与信用的。没有这个，纸币就不可能出现。

历史原因，虽然造纸术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古代的时候，用纸来造钱，那科技还是跟不上的。只有等科技跟上了，能够印出防伪的纸币的时候，才可以发行纸币。发展科技那会儿，大清的官老爷们，正在抽大烟呢。没有技术，造个屁的纸币。

2. 纸币的诞生的历史背景？

“金本位”，看上去、听上去都很美好，似乎本不该有纸币的什么事儿了。然而，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事物，看上去很美好的东西往往会在其通向完美的道路上产生新的变革。“金本位”契合着人们以物易物的传统心理，但是，贵金属虽然化学性质稳定，物理性质却不是万无一失。在流通的过程中，贵金属不断处在磨损之中，上个月的一两银子，这个月可能只剩下九钱重了。磨损不可避免，事实上就是大家都在蒙受损失。这种情况人们肯定不能容忍。而事实上，人们也已经意识到，其实只要大家都认为某个东西值某个钱，那么管它是张纸、是块布、还是片树皮，它就可以当做那么多钱的“一般等价物”。
这种思想仿佛潮水一般一发不可收拾，北宋真宗年间，最早这种事实上不值钱的“等价物”终于诞生了——那是一种盖着官印的大票，起源于四川民间商人中间，它是用雕刻的木版套色印刷的，拥有着独特的仿伪措施——它叫做“交子”，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纸币，它比欧洲第一次出现的瑞典纸币要早半个多世纪。

3. 纸币的产生过程是什么？

随着物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货币。货币开始是由大家公认的某些等价物充当，如贝壳等。后来逐渐由金银等贵金属充当。金属货币使用久了，就会出现磨损，变得不足值，人们就意识到可以用其他的东西代替货币进行流通，于是就出现了纸币。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是中国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首次在欧洲使用的纸币是1661年由瑞典银行发行的，不过那时发行纸币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作为真正的货币。1694年，英格兰银行创立，开始发行银单。银单最初是手写的，后来才改为印刷品。

扩展资料：
纸币产生的原因：
纸币出现在北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铜钱短缺，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当时的四川地区通行铁钱，铁钱值低量重，使用极为不便。当时一铜钱抵铁钱十，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载。
成都是重要的经济重地，而且，蜀汉通往外界的道路又异常崎岖难行，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这也是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虽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但全国货币并不统一，存在着几个货币区，各自为政，互不通用。当时有13路（宋代的行政单位）专用铜钱，4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
各个货币区又严禁货币外流，使用纸币正可防止铜铁钱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经常受辽、夏、金的攻打，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也需要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种种原因促成了纸币——“交子”的产生。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交子
百度百科--纸币

4. 纸币的产生过程是什么？

随着物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货币。货币开始是由大家公认的某些等价物充当，如贝壳等。后来逐渐由金银等贵金属充当。金属货币使用久了，就会出现磨损，变得不足值，人们就意识到可以用其他的东西代替货币进行流通，于是就出现了纸币。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是中国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首次在欧洲使用的纸币是1661年由瑞典银行发行的，不过那时发行纸币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作为真正的货币。1694年，英格兰银行创立，开始发行银单。银单最初是手写的，后来才改为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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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产生的原因：
纸币出现在北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铜钱短缺，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当时的四川地区通行铁钱，铁钱值低量重，使用极为不便。当时一铜钱抵铁钱十，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载。
成都是重要的经济重地，而且，蜀汉通往外界的道路又异常崎岖难行，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这也是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虽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但全国货币并不统一，存在着几个货币区，各自为政，互不通用。当时有13路（宋代的行政单位）专用铜钱，4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
各个货币区又严禁货币外流，使用纸币正可防止铜铁钱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经常受辽、夏、金的攻打，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也需要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种种原因促成了纸币——“交子”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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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最早出现的纸币是什么？哪个朝代出现的？

最早的纸币名为“交子”，出现于宋朝。宋真宗驾崩之后年仅十三岁的宋仁宗即位，由于当时他尚且年幼朝中政务皆由太后刘娥进行决策。就在宋仁宗即位后的第二年，临朝听政的刘娥随即下令在成都地区建立“益州交子务”，主管交子的发行。这交子便是中国以及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最初的交子与现在的纸币存在较大差异，更类似于一种存款凭据。在古代，因为行商过程中免不了要进行钱银交易，所以商人在外行商过程中都需要随身携带钱银。随身携带巨款难免会有所不便，同时也有可能引来贼人的惦记。交子出现之后身揣巨款的商人就可以将钱银先存进交子所中，然后他就可以得到一张写有存款金额的纸质凭证，也就是交子。待商户需要用钱时再前往交子所凭借交子领取钱银。
后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交子得到大范围推广，交子所的数量也因此越变越多。交子所越来越多的好处就取钱与存钱变得更为便利。后来商人在进行巨额交易时为了避免麻烦，逐渐演变成直接用交子进行交易。交子铺户在得知此番动态之后也开始印刷一些定额交子以便商户使用。于是原本用于存取钱的交子就变成了直接用于支付的纸币。不过当时大部分交子铺户都集中在成都地区，其余地方相对较少，后来才慢慢扩散至其它省份。
等到了宋徽宗时期，朝廷不再发行交子，而是改用“钱引”，不过四川、浙江等地使用的依旧是交子。再往后发展至元朝，中国的纸币制度已经相对比较完善，反观欧洲地区当时还未出现纸币。后来还是马可波罗到访中国之后在自己的游记中提到了纸币，欧洲人才开始逐渐着手发展纸币。

6. 纸币如何演变而来

一、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

20世纪是世界范围货币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由金属本位制度演变为纸币流通制度。中国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实行纸币流通制度的主张。1912年12月，鉴于袁世凯政府的严重财政困难，针对沙俄炮制蒙古的假独立事件，孙中山发表了《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这里的“钱币”即现在所说的货币，所谓“钱币革命”也就是货币革命。孙中山从西方国家的货币流通实际情况感悟到将来必定是纸币的世界，主张中国取消金银货币，实行纸币制度。他说货币从布帛刀贝到金银，再从金银到纸币是“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中国尚未到纯用纸币的时期，现在要人为地加速这种进化，所以叫做“革命”[1-p545]。

孙中山认为金银和纸币都“代表百货”，但金银“代表之性质虽失，而本质尚有价值，尚可流行而无弊”；纸币“代表之性质一失，则成为空头票，若仍流行于市面，则弊生矣”[1-p545]。说明金银和纸币有不同的流通规律。他提出一个纸币发行数量随国家财政收入而定的防止纸币贬值的方案。他说实行钱币革命后，“国家财政之困难立可纾，而社会之工商事业，亦必一跃千丈”，“市面永无金融恐慌之患”[1-p547、546]。货币代表百货是一种不很准确的说法，金银是以自己的价值反映百货的价值，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的纸币则代表金属货币反映百货的价值。虽然钱币革命论在理论上还有漏洞，提出的纸币管理方案也不够完善，但它反映了对货币制度发展的准确的预见性，在20年后就得到了应验。

1919至1920年间，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朱执信和廖仲恺都著文宣传钱币革命。朱执信将中国古代的纸币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货币而产生的，一类是代表货物而产生的，而最后都常常用货物来收兑。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但在中国论钞者，仍有一特长，即对于兑换制尚无迷信是也。此实中国宋、元、明行交、会、钞五百年之归纳的结果，至可宝贵者也。”[2-p454]廖仲恺指出纸币本身没有价值，“代表金银本位钱币者，则以金银本位钱币之价值为价值”；但金银的价值并不稳定，已不适宜作为物价的标准，“曷如以金银暨其他社会最所需要之货物为本位，而以纸为之代表，较为适切于实际，而符合科学的方法也”[3-p55]。

朱执信假定以米、棉布、丝、茶、盐、油、煤、糖等8种货物为兑换品，以维持纸币的稳定。廖仲恺假定以金、银、铜、铁、煤、米、麦、豆、糖、盐、丝、棉等12种货物“为钱币之本位，然实际上不用为交易媒介，只用为准备，而以同价额之钱币(纸币)流通于市场”[4-p94]。廖仲恺没有区分“本位”和“准备”，12种货物既是“本位”，又是“准备”。但本位是指以某种货币商品作为价值尺度，以其价值来衡量所有商品的价值。本位是排他的，不可能有12种货物同时作为货币的本位。因此他所说的“货物本位”的概念不能成立。

二、刘冕执、阎锡山的变相纸币论

刘冕执于1927年提出实行能力本位制，并同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挂钩。他于1932年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华钱币革命协进会，出版《钱币革命》月刊，宣传自己的主张，并曾得到某些国民党党政要员的支持。所谓能力本位制，即以个人或机关的“能力”为货币的本位，发行(实为领取)相应的“国币代用券”以供使用，取消金钱的货币资格。至于“能力”如何计算，“国币代用券”如何领取，因手续繁琐，这里就不展开了。刘冕执认为取消金钱(金属货币)的货币资格就是取消货币，从而也取消了货币的魔力。他说：“金钱这样东西，本来是做筹码，并非穿得吃得的。世界上的人都认他做权利的主体，便有人专门去争夺他。若把他的主体资格取消……他那威权便失去了。世界上若没有这个魔王，那世界便和平了。”[5-p79]然而金钱的货币资格可以取消，而货币是不能取消的，刘冕执却把取消金属货币当作了取消货币本身。他说实行能力本位制可恢复“实物交换之精神”[5-p56]，国币代用券是“能力与能力之交换证”[6-p94]，这样就没有货币这个“魔王”存在的余地了，一切社会矛盾也因而自然地解决了。实际上国币代用券是一种变相的纸币。用纸币取代金属货币可以解决金银不足的矛盾，使货币和商品流通更加方便，但同货币有关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以为实行能力本位制就取消了货币的魔力，这完全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

鼓吹能力本位制的第二号人物为刘子亚，他还把“能力本位”称为“物工化币”，意谓能力本位就是把物产和人工直接化为货币。其理论错误亦与刘冕执同。

阎锡山于1931年提出了物产证券论，到处作报告，并出书宣传。他宣称“金代值”(以金银代表商品的价值，即以金银为货币)造成了“二层物产制”，一层为物产本身，一层为以货币代表物产的价值。这样就产生了“四弊害”：(一)劳动不是为了产物，而是为了金银；(二)生产愈多，生活反而愈贫困；(三)政府不能保障人民生活，反而限制人民工作，降低人民生活；(四)国际贸易不能互通有无，反而造成商战和兵战。因此要进行“钱币革命”，取消“金代值”，实行物产证券制，以消除“四弊害”。

“物产证券”是政府发行的一种接受人民工作产物的凭证。人民将所生产的物产交给政府，换回物产证券，然后凭物产证券向政府领取所需要的物产。阎锡山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说：“收产发券，券如同物之照相片；以券易物，物为券之兑换品。物有若干多，券可发若干多，政府不患不能尽量接受人民之工作产物。发券时，既收回物产，则券有若干多，物即有若干多，人民不患有券而不能兑物。券之数量，随物产多寡以伸缩。就物之价格言，则物之价格稳定；就券之信用言，则券之担保确实。”[7-p34]他说物产证券也是一种纸币，而且是“十足之兑现纸币”，说它是“不换纸币，实陷于界限不清，认识错误”[7-p24、23]。

阎锡山根本不懂得社会需要货币的原因。社会之需要货币，是因为每一社会成员的私人劳动并不一定就是社会的必要劳动，其劳动产品所含的价值并不一定和他的实际劳动支出相当。货币代表社会自发地对商品所含的价值作出判断。如果真的用所谓物产证券来交换人民的物产，其交换比例如何确定?若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则物产证券就是纸币，“二层物产制”依旧存在；若按各人的实际劳动时间进行交换，则不仅实际劳动时间无法计算，即使能够计算，也会起阻碍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因为高效率劳动换到的物产证券反而要少。更何况并不是每一种物产都是社会所需要的，生产无用的物产也能按生产者的劳动耗费获得相应的物产证券。再说人民凭物产证券向政府领取物产，领取的必然是自己所需要的或交换比例比较合算的物产，而那些不为多数人所需的物产只能无人问津而积压在政府的仓库里。马克思在批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约翰·格雷(J.Gray)时指出，在认为“商品直接就是货币或商品中的私人特殊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的情况下，“破产会来扮演实际批评家的角色”[8-p76]。这也适合对阎锡山物产证券论的批评。不过阎锡山犯的不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而只是为了欺骗人民。

7. 纸币如何演变而来

一、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

20世纪是世界范围货币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由金属本位制度演变为纸币流通制度。中国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实行纸币流通制度的主张。1912年12月，鉴于袁世凯政府的严重财政困难，针对沙俄炮制蒙古的假独立事件，孙中山发表了《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这里的“钱币”即现在所说的货币，所谓“钱币革命”也就是货币革命。孙中山从西方国家的货币流通实际情况感悟到将来必定是纸币的世界，主张中国取消金银货币，实行纸币制度。他说货币从布帛刀贝到金银，再从金银到纸币是“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中国尚未到纯用纸币的时期，现在要人为地加速这种进化，所以叫做“革命”[1-p545]。

孙中山认为金银和纸币都“代表百货”，但金银“代表之性质虽失，而本质尚有价值，尚可流行而无弊”；纸币“代表之性质一失，则成为空头票，若仍流行于市面，则弊生矣”[1-p545]。说明金银和纸币有不同的流通规律。他提出一个纸币发行数量随国家财政收入而定的防止纸币贬值的方案。他说实行钱币革命后，“国家财政之困难立可纾，而社会之工商事业，亦必一跃千丈”，“市面永无金融恐慌之患”[1-p547、546]。货币代表百货是一种不很准确的说法，金银是以自己的价值反映百货的价值，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的纸币则代表金属货币反映百货的价值。虽然钱币革命论在理论上还有漏洞，提出的纸币管理方案也不够完善，但它反映了对货币制度发展的准确的预见性，在20年后就得到了应验。

1919至1920年间，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朱执信和廖仲恺都著文宣传钱币革命。朱执信将中国古代的纸币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货币而产生的，一类是代表货物而产生的，而最后都常常用货物来收兑。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但在中国论钞者，仍有一特长，即对于兑换制尚无迷信是也。此实中国宋、元、明行交、会、钞五百年之归纳的结果，至可宝贵者也。”[2-p454]廖仲恺指出纸币本身没有价值，“代表金银本位钱币者，则以金银本位钱币之价值为价值”；但金银的价值并不稳定，已不适宜作为物价的标准，“曷如以金银暨其他社会最所需要之货物为本位，而以纸为之代表，较为适切于实际，而符合科学的方法也”[3-p55]。

朱执信假定以米、棉布、丝、茶、盐、油、煤、糖等8种货物为兑换品，以维持纸币的稳定。廖仲恺假定以金、银、铜、铁、煤、米、麦、豆、糖、盐、丝、棉等12种货物“为钱币之本位，然实际上不用为交易媒介，只用为准备，而以同价额之钱币(纸币)流通于市场”[4-p94]。廖仲恺没有区分“本位”和“准备”，12种货物既是“本位”，又是“准备”。但本位是指以某种货币商品作为价值尺度，以其价值来衡量所有商品的价值。本位是排他的，不可能有12种货物同时作为货币的本位。因此他所说的“货物本位”的概念不能成立。

二、刘冕执、阎锡山的变相纸币论

刘冕执于1927年提出实行能力本位制，并同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挂钩。他于1932年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华钱币革命协进会，出版《钱币革命》月刊，宣传自己的主张，并曾得到某些国民党党政要员的支持。所谓能力本位制，即以个人或机关的“能力”为货币的本位，发行(实为领取)相应的“国币代用券”以供使用，取消金钱的货币资格。至于“能力”如何计算，“国币代用券”如何领取，因手续繁琐，这里就不展开了。刘冕执认为取消金钱(金属货币)的货币资格就是取消货币，从而也取消了货币的魔力。他说：“金钱这样东西，本来是做筹码，并非穿得吃得的。世界上的人都认他做权利的主体，便有人专门去争夺他。若把他的主体资格取消……他那威权便失去了。世界上若没有这个魔王，那世界便和平了。”[5-p79]然而金钱的货币资格可以取消，而货币是不能取消的，刘冕执却把取消金属货币当作了取消货币本身。他说实行能力本位制可恢复“实物交换之精神”[5-p56]，国币代用券是“能力与能力之交换证”[6-p94]，这样就没有货币这个“魔王”存在的余地了，一切社会矛盾也因而自然地解决了。实际上国币代用券是一种变相的纸币。用纸币取代金属货币可以解决金银不足的矛盾，使货币和商品流通更加方便，但同货币有关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以为实行能力本位制就取消了货币的魔力，这完全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

鼓吹能力本位制的第二号人物为刘子亚，他还把“能力本位”称为“物工化币”，意谓能力本位就是把物产和人工直接化为货币。其理论错误亦与刘冕执同。

阎锡山于1931年提出了物产证券论，到处作报告，并出书宣传。他宣称“金代值”(以金银代表商品的价值，即以金银为货币)造成了“二层物产制”，一层为物产本身，一层为以货币代表物产的价值。这样就产生了“四弊害”：(一)劳动不是为了产物，而是为了金银；(二)生产愈多，生活反而愈贫困；(三)政府不能保障人民生活，反而限制人民工作，降低人民生活；(四)国际贸易不能互通有无，反而造成商战和兵战。因此要进行“钱币革命”，取消“金代值”，实行物产证券制，以消除“四弊害”。

“物产证券”是政府发行的一种接受人民工作产物的凭证。人民将所生产的物产交给政府，换回物产证券，然后凭物产证券向政府领取所需要的物产。阎锡山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说：“收产发券，券如同物之照相片；以券易物，物为券之兑换品。物有若干多，券可发若干多，政府不患不能尽量接受人民之工作产物。发券时，既收回物产，则券有若干多，物即有若干多，人民不患有券而不能兑物。券之数量，随物产多寡以伸缩。就物之价格言，则物之价格稳定；就券之信用言，则券之担保确实。”[7-p34]他说物产证券也是一种纸币，而且是“十足之兑现纸币”，说它是“不换纸币，实陷于界限不清，认识错误”[7-p24、23]。

阎锡山根本不懂得社会需要货币的原因。社会之需要货币，是因为每一社会成员的私人劳动并不一定就是社会的必要劳动，其劳动产品所含的价值并不一定和他的实际劳动支出相当。货币代表社会自发地对商品所含的价值作出判断。如果真的用所谓物产证券来交换人民的物产，其交换比例如何确定?若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则物产证券就是纸币，“二层物产制”依旧存在；若按各人的实际劳动时间进行交换，则不仅实际劳动时间无法计算，即使能够计算，也会起阻碍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因为高效率劳动换到的物产证券反而要少。更何况并不是每一种物产都是社会所需要的，生产无，而那些不为多数人所需的物产只能无人问津而积压在政府的仓库里。马克思在批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约翰·格雷(J.Gray)时指出，在认为“商品直接就是货币或商品中的私人特殊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的情况下，“破产会来扮演实际批评家的角色”[8-p76]。这也适合对阎锡山物产证券论的批评。不过阎锡山犯的不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而只是为了欺骗人民。

8. 我国最先出现的纸币是什么？

“交子”是中国最早的纸币。
纸币出现在北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铜钱短缺，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
”交子“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此外，“交子”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


扩展资料：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
“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到了元代，进一步完善了纸币制度。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发现了元代使用的纸币，于1298年撰写的《马可波罗记》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纸币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的情况。从此，欧洲人了解了纸币。美国学者罗波特·坦普尔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著名的传世北宋“交子”钞版已被日本人所收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交子